韩国“岁月”号客轮沉没遇难者已经升至121人。此次事件中，失踪乘客家属乃至韩国民众被一个残酷现实所触动：客轮发生严重倾斜后，船上300多名学生中大多数仍然按照船方指示留在船舱中待命，最终与客轮一同沉没;一些没有听从指示的学生反而因此获救幸存。韩国媒体不禁拷问，灾难之后，韩国家长该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?继续绝对服从长辈或权威的指导，还是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?(4月23日《新京报》)
韩国社会将灾难的惨痛部分归咎于服从长辈或权威，进而回溯到教育层面。其据以得出如此判断事实很难否认：客轮倾斜了45度以上，已经不可能恢复，但是没有人跳入海中，多数学生平静地坐在船舱内，按照船员的要求和指令，待在原地而非试图逃生。这种灾难脱险时出现的巨大指挥失误，事后也被赶来援救的船只上的人员证实，尽管“谁从船上跳下，就能得到救援，但是没有人从船上出来”，但他们“没有任何动作，令人吃惊”。也是在这种救援人员和韩国社会的吃惊中，没有听从指挥的学生，变为成功挣脱正统权威束缚的获救者。
船长先逃，指挥不当，我们当然有理由批判服从权威。但换个角度，那些多半没有航海与海上自救经验的学生，他们在完成了对长辈和权威的反抗之后，如何自救?这种反向思考，不是说来自长辈等身份的权威不可批判，而是要区分反对服从的两种逻辑结果：一种是彻底打倒所有权威，一种是以质疑的精神来对待权威。二者都拒绝服从，但很显然，前一种是一味拒绝服从，后一种是拒绝一味服从。
在事后讨论时，得出拒绝服从船员指令的反思结果是简单的，因为后果已经发生，我们可以带着“预见未来”的视角来批评学生的服从。只是那些学生选择相信船员的指令，是否意味着他们是温顺而不懂反对?其实未必。对一些缺少专业海上自救经验的人尤其是学生而言，遵守指令未尝不是信任他们的经验，这可以理解为一种经验判断的结果。问题或许不在于学生为何服从，而在于船员们拿出来的一套让学生服从的指令为何出现重大的错误。如果非要说和学生的服从有关，那也只在于，对于错误指令他们为何缺少独立判断的能力，对危险不自知?
反对服从文化的对立面，不是一味拒绝服从，而是用质疑精神来自主分析判断。分工不同，就好像我们会相信医生在其专业领域的判断，并服从他们的就诊建议。之于这场灾难，很难说如果缺少自救经验的学生们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，灾难程度一定会降低。在某种程度上，置身事后讨论服从文化的弊端，很容易陷入一种逻辑陷阱之中。说到底，服从与否只能是在承认分工和行业差别、身份差异的基础上植入质疑精神，这种质疑精神的基础在于，它有充分的事实和经验的积累，而非为反对权威而拒绝服从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与其简单地讨论服从文化对这场灾难程度的加深，不如追问：何以船员会发出错误的指令?那些学生又为何缺少辨别常识性错误的基本自救能力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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